○毓屠户 六则
清季之酷吏，当以毓贤为举首。迹其生平，无他能，前半生殃民，后半世召侮。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，以能治盗名，名为治盗，实殃民也；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，以能排外名，仇教杀人，借残酷自鸣忠愤，名为排外，实召侮也。而其最昏诞者，即奉拳匪为神圣，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，诚不知是何肺肠矣。初，毓知山东曹州府。曹多盗，毓至曰：“是易治也。”命木工制大木笼四，高及肩，囊其身于笼，而以木环围琐其颈，植木其中，足下初置砖，渐抽去。弱者半日、强者一日夜死矣。笼骈列署门，若仪注然。某君语予：某岁曾以事过曹，甫及境，哄传“请看毓屠户捕盗。”出观之，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，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，缧绁牵曳而过。或叹曰：“是十许人者，不逾一昼夜，俱送入鬼门关矣。”予骇然，意谳盗定罪，往返亦须数日，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？且其间或有冤者，亦须分别鞫讯。然众语如此，不可不一究竟，逡巡往观之，至则太尊高坐堂皇，略问姓名履历，即厉声曰：“站！”站者，立入木笼之简称也。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，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，苟延残喘矣。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，适符全数。于是十人之生命，一日之间断送而有余。予不忍再视，遂阑珊归寓。明日，往视之，则累累之尸，正如猫犬野盖，横拖倒曳而出，云将投入深谷中。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，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。予乃语友人：“功令：州县治盗，须详禀上官，得批复而后定谳。即近岁有就地正法、便宜行事之例，然亦非府、县所得擅主，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？”友曰：“斩绞之刑，始谓正法，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，可以无俟请命。然往往速死，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。因前岁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，朝廷震怒，特谕州、县治盗，格杀勿论。毓素以武健严酷著，简授曹府，陛见时，自请便宜行事，务使盗风尽绝。故站笼之设，乃奉朝旨特许，仿佛视同化外。上官所不过问。即《周礼》‘刑乱，国用重典’之意也。”予曰：“然则是否真盗，可不问耶，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？”友曰：“此则非予所敢知矣，请还问之府尊。”又明日，遇毓于某巨室中，或问治盗事，则岸然曰：“予到任两月，站三百七十余人矣。然盗风仍未绝迹，曹人诚强项哉。”越日，予去曹，闻后杀千余人，暴民骤起，欲围署戕官。某镇救之，始逃而免。毓以能尽法惩治，蒙太后特达之知，不三岁，洊升巡抚。山东故多盗，熟知毓之好杀无厌，不敢复攫其锋。忽一变面目，而以神术习拳，且移其劫掠之能力，以仇洋教。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，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。乃亦大变其面目，举前之斥为化外者，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。按：拳匪初起，承八卦教之遗脉，大都在博山、堂邑之间，设坛练拳。初不甚盛，且畏官府之诘责，不敢公然有所作为。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，于是踪迹渐肆，徒党亦渐众。其人皆持大刀往来，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，因名其会曰“大刀会”。然溯其原起，实自李秉衡始。毓贤为藩司时，秉衡任巡抚，以仇教相切磋，因是亲善。时大刀会杀二教士，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，致酿此祸，非褫秉衡职不可。朝议亦主排外，执不允，但调秉衡督川。德人憾不已，遂命开缺；德人坚谓不足蔽辜，卒革职去。去日，谓毓贤曰：“我去公必代，是不啻竟我志事也。朝廷怵于外人势力，不欲决裂开衅，亦具苦心。但我辈坚持此志，当百折不回，非扫尽妖氛，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。幸好为之，吾已密保于上矣。”及秉衡去，毓果得代，乃一循秉衡之旧，几如萧规曹随，后先媲美也。拳匪探知毓意所在，大肆劫掠，于是有所谓“朱红灯”者出现，揭竿悬旗，昌言灭教。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治查办，匪起抗拒，击杀官兵数十人，自称“义和拳”，建“保清灭洋”旗，劫掠教民数十家。毓贤闻其仇教也，即不问其拒捕之罪，反奖为义民，出示安抚，改其名曰“义和团”。盖此嘉名实自毓所赐也。后毓入都，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，惟刚毅等与己见合，乃倚为盟主，以攻反对者，辄大言曰：“义和团魁首有二，一为鉴帅，其一即我是也。”其敢冒不韪如此。时拳匪树“毓”字旗，焚劫无虚日。教士屡函乞申理，总署令毓保护，毓均置不问，匪势益炽。法使屡责总署，乃召之来京，以袁世凯代为巡抚，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。毓贤入都，得端王、庄王、刚毅之赞庇，气焰张甚，辄谓：“朝议太无主张。”阴斥枢臣之媚外。每与端、刚等论议，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，端、刚等遂据以入告，乃仍用为山西巡抚。拜命之日，拳匪额手相庆，皆曰：“吾道其西矣。”盖卫军数十人，皆拳匪首领，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。自是，山西始有拳匪踪迹。毓乃如饮狂药，自称义和团统领，盖愤于山东之被黜，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。平阳府教堂被毁，府、县以闻，称曰团匪。毓贤痛斥之，至欲列诸弹章。于是郡、县承风，莫敢诋拳匪矣。
毓贤在山西日，与端、刚通密函，自言：“阃外事，惟贤所主。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，然后更及其他，贤必为公等分忧，对朝廷尽忠，对上官尽职，对地方尽力，对义民尽信，对天下、后世无愧。”云云。其风颠不经，皆此类也。端、刚等叹为义士，隐然倚若长城。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，请撤换晋抚，中朝俱置之勿问也。李莲英语人曰：“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，可算得尽忠报国。”敏贤闻之，益喜自负，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，分赐拳童，刀环皆镌“毓”字，呼其众入署，亲谕以“仇杀洋教，宜并力一心，勿负我意”等语，谆谆如训子弟。拳童跳踉索钱帛饼饵。毓命与之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此辈天真未凿，要皆忠勇之气所成，不宜拘以礼节。”赏毕，复送之出署，市人鼓掌从之，皆艳羡垂涎，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。即小负贩者，终朝劳动，不获一饱，亦推担而起曰：“盍习拳？习拳可立富贵。”既愈集愈众，署中应接不暇，毓亦厌苦之，乃令各州、县分给钱米，不复直接供应矣。州、县敢怒不敢言，或毅然不与，则拳匪围署滋扰，汹汹欲火庐杀人。此等案日辄数起，毓置勿问也。拳匪向州、县无所得，则仍来抚署环求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，与商安插拳众善法。绿舆朱盖，尊若贵宾。大师兄亦居之不疑，与中丞公分庭抗礼。及开议，毓长揖就教，大师兄曰：“吾已与部下约：凡得教士产者，以十之三赏首功，十之三分赐各兄弟，其四入团为公费。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，许以便宜行事，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，则彼等饷项充足。取鬼子不义之财，供同胞倡义之费，一举两得，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。”毓大喜，亟赞为“办理有法，果然天诞奇才，安内攘外，保佑大清，此国家之福也。”是年五月，拳匪扰直隶，联军攻天津，东南各省自保，袁、许等以祸日亟，请速保护使馆教民，勿召外侮。朝旨两可。总署主外交，见祸切肌肤，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。廷寄至晋，毓掷之于地曰：“此汉奸所为也，老佛爷必不信此，且端、刚等自有主张，岂至先后矛盾若此？”翌日，端、刚函至，则果饬其力庇团民，痛除洋贼也。毓语家人曰：“吾几为汉奸所误。”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，誓不复入目，一意主庇拳仇教。六月，遂命大焚教堂，杀教士，太原为首倡。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，烟焰满城。毓登高观之，叹曰：“天意也。”营官将施救，毓不许，曰：“汝何人，敢违天乎？且非吾有命，胡仆仆为？”
拳匪焚杀之惨，实推山西为最。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，其力小而弱，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，故其力厚而强也。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，暗无天日，有目击者尚能言之。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，为毓所诱擒，复逃出，号于众曰：“昔年晋省大饥，赤地千里，吾输财五六万，活数千人，于晋亦不为无功。今独不能贷一死，让我他往耶？”时左右皆拳匪党羽，方鼓兴若狂，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，且无力者恐祸及己，亦不敢有言，卒为拳匪所戕。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，跑于道左，言：“吾施医药，岁治数百人，今请贷吾母子一死。”语未绝，卫兵以梃击之，仆于地，兵推置火中，儿已宛转烈焰中矣。妇奋身复出，兵仍推之入，与其儿同烬焉。大教堂既焚，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、教民，令集一处。先下令守城门，禁教士出入，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，佩者皆捕之。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，以兵围守，绐言将送之入都，众以为有生望也。无何，复命驱入抚署。毓自坐堂皇，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，命即日行刑。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，服役者二十余人，枭首悬城门示众。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，任意剖心弃尸，积如丘山，毓勿问也。毓自上奏，言彼设一巧计，将洋人尽数擒捉，以练锁之，均在抚署处决，无漏网者。惟有一洋女人，割乳后逃走，藏于城墙之下。及查得，已死。此等丧心病狂之词，公然见于奏折，可谓一时之戾气。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，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，至桑棉局，迫令背教。皆不从，令斩为首者二人，以盎盛血，使诸女遍饮，有十六人争饮尽之，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，迫其余皆背教。仍不从，求死益坚。兵士择貌美者，掠数十人去，欲肆行非礼。闻无一人屈者，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。其后诸女子皆被杀，尸横如獭祭，见者莫不惨伤。各属教民富者，罔不被拳匪掠夺，其被逼背教，抵抗不从而死者，先后凡数千人。被祸最惨者为大同、朔州、五台、太原、徐沟、榆次、汾州、平定等处，拳匪之势几遍全省。毓虽刚愎，而惧内甚。其夫人亦仇教，胡杀戮之惨，无与挽回者。闻后亦知杀女教士之惨，命于女子暂缓。而拳匪得志，乃不从令矣，毓妻卒发背疽，死于晋。联军破天津，报至，毓自请勤王，将率拳匪出发。然其意亦畏洋兵，不欲果往，意端、刚等欲使己为外应，必不令其入京也。无何，朝旨下，命统军来京。毓大懊丧，阴讽晋人吁留，拳党亦不愿毓去。朝旨敦促不已，始议就道。濒行，延大师兄等入署，置酒与别，且嘱之曰：“教民罪大，焚杀任汝为之，勿任地方官阻止也。”时联军已破京师，两宫西幸，毓遇之于途次。太后已有悔意，不愿见毓，命暂回本任供差。毓语其家人曰：“吾将得祸。虽然，成败有命，吾何悔哉！”
八月，李鸿章奉命议和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。案中声言山西杀戮之惨，为各省最。朝旨乃令毓开缺，另候简用，以锡良代为晋抚。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，不允议约。驻德使臣吕海寰，驻俄杨儒、驻英罗丰禄、驻美伍廷芳、驻法裕祥、驻日李盛铎，合电请惩办罪魁，首李秉衡，次毓贤、刚毅、赵舒翘、董福祥、载漪、载澜，并述各国坚决之意。鸿章与刘坤一、张之洞、盛宣怀亦先后电劾，朝旨乃将毓贤褫职，配极边，永不释回，各国意犹不慊。十二月，得旨：毓贤遣发新疆，计已行抵甘肃，着即行正法。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，乃有归结之一日矣。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，折回晋境时，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，劫掠之事，视为惯例。各属亦不复上报，而毓亦知忧惧敛迹，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。惟拳匪羽翼已成，急切不肯收束，且鸱张益甚，见毓之惧祸灰心也，日聒于抚署，谓：“京中消息，纯系汉奸谣言，实则京中使馆已焚，洋人尽杀，指日可望太平，统领不必愁烦。”毓被嬲不已，乃曰：“朝旨亦可假冒耶？尔等速自为计，毋溷乃公。”拳匪知不复可混，乃啸聚各乡，为攫金鸟兽散之计。是时，州、县强项者，始不关白上官，自行痛剿，毓亦不过问。有平遥令某者，以家财激励死士，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，骈诛之。拳匪欲报仇，诉于毓。毓曰：“尔辈劫掠为生，即非义民，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？尔辈须往查明皂白，吾始可为之代办。否则，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，劫掠者，王法所不赦，吾安能庇尔辈？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，旦夕待罪此间，尚能为尔辈护符耶？今本省洋教已尽，尔辈宜往京师、天津、山东一带，奋其义勇，自树一帜，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。”拳匪语塞，但求抚公怜悯，发给遣散之资，令兄弟辈各寻生活。毓曰：“吾服官以来，清刚自矢，别无藏镪余财，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。无已，吾惟有敝衣数箱，尔辈向质库取银，作川资何如？”语毕，命从者出箱示之，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，拳匪乃谢曰：“公真清官也。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，且公行有日，兄弟辈尚当醵资为公寿，公毋自苦，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，保公无罪也。”毓谢之，且嘱其勿尔，令朝廷生疑。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。
罪魁惩办之旨下，秉衡、刚毅已前死，惟赵舒翘、毓贤尚存，宜立即正法，以谢外人。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，将行，寻又得抵甘肃即行正法，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。李廷箫为晋藩，附和毓声，纵拳戕教。既得正法之旨，持以示毓，毓曰：“死，吾分也。执事何如？”廷箫知不免，元旦日，仰药死。拳民欲留毓，或又劝毓据晋，率拳民以叛，毓皆不允，且曰：“吾本忠于朝廷，若此，则前日之清勤忠恳，尽付东流矣。”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。抵兰州，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，谓毓无罪，以伏法为冤，集众欲代请命，求朝旨贷一死。毓移书止之，谓：“己杀洋教士时，已办一死；今乃不成，死何足惜？但愿继事吾志者，慎勿忘国仇可耳。”众感其言，或有泣下者。时毓之老母年八十余矣，留太原，惟一妾随行，知行刑有日，乃逼令自裁。妾缢，视其既死，笑曰：“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。”旋自作挽联：“臣罪当诛，臣志无他，念小子生死光明，不似终沈三字狱；君恩我负，君忧谁解，愿诸公转旋补救，切须早慰两宫心。”书之悬于逆旅，众或传抄之，忠臣好官之名，颇震一时，识者或嗤之以鼻。然当日毓狼狈之态，亦殊可怜也。正月初六日，何福坤至什字观，呼毓出。毓尚未朝衣，知何来即将行刑，乃请整衣出看，何许之。毓殊不畏缩，及出，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，伤头不死，毓负痛连呼“求速死”。仆怜其宛转，助之断项，众为集资收葬焉。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，乃叹曰：“如此而死，犹幸也。”
○寇太监
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，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。顾连材忠耿持正，视莲英之贪邪婪贿，作恶无厌者不相同，初，连材稍读书识字，尝究心于君臣大义，谓：“己惜已身为刑余，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，亦不当与士大夫交，为朝廷羞。惟既给事宫廷，亲近人主，自当尽吾职分，令人主安适康健，为天下臣民造福。所愿如此，其他奢望，不敢存也。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，非可一概抹杀者。”其志类如此，故平居作事谨慎，保护幼帝起居服食，无不诚敬。光绪帝自幼入宫，不能得慈禧欢心，体极孱弱，饮食衣服，慈禧绝不怜顾，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。惟连材热心调护，帝幸得长成，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，中略言：
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，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，饥渴寒暖，从未一问。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，得无失所。及东太后上宾时，帝甫十一龄耳，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。连材无状，不敢专擅，但于心不安，亦万不得已，乘间进言于西太后：“衣食宜如何整理，勿听帝自主。彼辈不能尽职，帝年幼，不知施以赏罚。早晚寒暑，漫无节度，或衣垢不浣，或物腐充食，有伤政体，请太后为之查察。”太后反责连材多事：“汝尽职可耳，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？”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，曾不及一乞人儿。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，未尝不痛哭欲绝。自帝御极，以至福晋卒时，二十余年，母子终未获一面也。西太后之忍心如此。后帝患痼疾，精神痿败，不能生育，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。
哀哉！连材所记之言，大致如是。李莲英甚憾光绪帝，以尝受帝之呵斥故。而寇太监忠于帝，故莲英深恶之。西太后之恶寇太监，则莲英与有力焉。戊戌之变，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，寇微有所闻，蹙然曰：“此事发之太骤，恐难得圆满结果。且吕禄握重兵久，根深蒂固，一时不易猝拔。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、裕禄、怀塔布、许应癸诸人，皆数十年旧宫僚，资格甚老，门生故吏极多，亦非旦夕所易推倒。今帝所恃者，谋臣则一新进之康，兵师则袁世凯。袁方将受荣之卵翼，安能使之反抗？此事若不熟筹，恐画虎不成，反类狗也。虽然，我一刑余贱者，纵剀切言之，亦乌足动听。”于是忧形于色，寝食俱废。帝向知寇之诚恳，凡服食起居，非寇在侧不欢。忽请假数日，知其病剧，乃遣人召之入，询所苦，冠曰：“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，恐有伤玉体，故不觉悲戚。念曩昔圣躬之孱弱，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。今当宵旰忧勤，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，皆奴才之罪也。诚惶诚恐，无地可以自容，故不觉至此。”帝觉其宛转陈词，中有微意，乃曰：“子第自爱，幸速愈，容联思之。”寇因泣抚帝足曰：“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、唐中宗之事乎？一误再误，国与几何？谋定后动，策之上者也。”帝曰：“联知子忠荩，故能容子言。否则，此何等事，而可令宦寺闻之耶？子姑退，朕自有命。”寇退，谓其徒曰：“吾既言之矣，帝苟有不测，吾必死之。”及事泄，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，请祖训，奉太宗御棍，将笞帝死于门下矣。寇闻耗，大惊，力疾驰往恭邸求救。昌寿公主闻之，是夜叩西苑门，跽请太后息怒，始得囚帝于瀛台。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，必有人走告。李莲英知寂监所为，诉于太后。太后怒曰：“此贼留之不祥。”命人执以来。讯之，抗辨不屈，乃处以极刑。
○刘太监
慈禧之残忍不德，更仆难数。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，而奄寺宫人，命等蝼蚁，更罔不受其荼毒。自李莲英专宠，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，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。先是，大内蓄毒剂至多，其毒性种种不一，奇异出人意表，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，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。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毙者，有入唇立绝，毫无伤痕者。以视鸩、砒，直寻常菽栗耳。相传悉系明代遗物。孝陵之诛翦功臣，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，大都皆将此物。至孝贞上仙之速，度即此物之为祟也。其后十数年，始有刘太监之奇剧。太监刘姓，忘其名，众以其性行迂缓，而城府极深阻，故侪辈俱戏呼之曰“阴刘”。刘入宫，迥在李莲英前，得太后权宠，亦初在莲英右。及莲英得志，刘宠始稍替。然以资望，究在李上，宫中诸小莫不尊事之。那拉氏之起居、服食、嗜好，刘最粗悉。李初恒谄事刘，窥窃其术，学步无所不至。刘固不肯尽泄其秘，然莲英性乖巧，一颦一笑，无不为东施之效也。久之，后意渐移于莲英。又莲英年少，貌虽不美，而作态妩媚。后性恶老，阴刘之不敌莲英，势也。然以习惯上之关系，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，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，辄曰：“问刘，刘必稔。”刘以是持李短长，莲英积羞成忌。刘、李之间，势遂水火。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，乃用其惟一之术，时时谮刘于太后前。顾刘亦工心计者，语动最周密，凡莲英所抵之隙，无不先事预防。李虽百计倾轧，终归无效。乃一变其计，为暗箭伤人之伎俩，阳修好于刘，而阴实谋之愈亟，刘果防之稍懈。一日，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，大受谯诃。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，竭力媒孽。西太后果大忿曰：“是人殆不耐活矣？”一日，御便殿，召刘至，叱使长跪，数其罪至数十事，曰：“此可杀否？”刘自审为莲英所倾，必不免，乃崩角曰：“奴才诚有罪，当万死。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，使获全尸，于愿足矣。”西太后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子且退，予有后命。”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，反扃其户。刘既去，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：“今日有一新鲜活剧，赏尔等一观。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。”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椟中，有玻璃箧扃极严者，取以来。侍女如言，奉箧至，西太后自揭衣囊，探其中出一小钥，制绝精巧。及启箧，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余事。太后检视良久，取一小瓶，高仅寸许，中伫淡红色药屑如粉，乃以法去塞，倾药粉入一酒杯中，约止分许，和以水，曰：“持此令刘监饮之。饮毕，令其安卧勿动，汝即来复命。”侍者受命往。有顷，返曰：“刘监得药，即叩首谢恩，然后服。服讫，即遵旨安卧矣。”西太后颔之，越炊许，忽语侍者曰：“汝辈欲观奇剧，此其时矣。世界新幻戏，当无如此之巧妙也。”众奉命，相偕入小屋中，启户入视，则刘已不知何往，疑其遁也。惊极，几大号。忽一女子左右视，顾见炕上卧一小儿，亟谛视之，即刘也，已缩小如初生婴，长止尺许。抚之已僵，而肤色悉如平时，绝无遇毒状。众乃大慑，有因惊致疾者。西太后闻其状，乃吃吃笑不已。甚哉！其残忍乃过于吕雉、武也。
○端王与溥俊
拳匪之乱，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，而为之枢纽者，则端王与大阿哥溥俊是也。初，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，太后常言：“端王载漪秉性忠诚。”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，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。端王性粗暴，绝无意识及威仪，惟见太后极醇谨。每太后与之言，辄震惧失次，汗流被体。太后谓为忠诚者，盖以此也。初，太后欲废载┟，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，乃思立储以俟机会。时文廷式、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，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。李故骨鲠，在朝列，慈禧颇敬惮之。己亥冬杪，两广总督出缺，命鸿章往任事。故事：京大员外放，约半月始行。李始陛辞，命下督鸿章殊急。鸿章抵粤未几，某日，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：“本日有立储事。”某询：“奚至？”法领谓：“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，政府转安南法督，更电粤，故知之。”某偕司道谒鸿章。故事：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。时鸿章去京日迩，且此大事，无不先奉诏者。鸿章闻言良久，曰：“宁有此？吾未奉诏，而法领先有闻乎？”午后四钟，果奉诏。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，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。太后之专擅乱政，不恤人言至此。溥俊顽呆肖其父，慈禧笃爱之。不乐读书，惟时与内监为嬉戏。及拳匪祸起，尤狂妄附和其父。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。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，大呼帝为“鬼子徒弟”。太后闻之怒甚，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。端王知之，大恨。翌日，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，找寻二毛子。至宁寿宫门，太后尚未起。端王等大呼：“请皇帝出来，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。”其时端王粗莽之状，甚可骇异。声为太后所闻，正问讯间，又闻群呼：“杀洋鬼子徒弟。”太后急走出立阶上，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。太后大怒，斥端王曰：“尔即自为皇帝乎？胡闹至此，亦复成何体制？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，即谓可任意攫取？此大误矣。速去毋溷。帝位废立与否，惟予有权。尔若依尔子为储贰，遂肆行无忌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。尔不自量，予顷刻即可废之。尔速领此等人出走。苟不奉旨，不得入也。尔知罪，速叩首请罪而去。”端王大惧，叩首不已。太后命罚俸一年，以示薄惩。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，立即斩首。于是人人震惧，不敢觊觎非分矣。大阿哥曾谓太后曰：“请护送太后往热河，让皇帝在京中，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。”太后斥之，然大阿哥终不悛也。大阿哥年十五，肥胖粗野，状类伧荒，喜着武装。常出外观剧，戴金边毡帽，内着皮衣，外罩红色军服，如夺标者，与伶人、混混等多相稔。颇工马术，亦善音乐。观剧时，如台上鼓板稍错，即离席大骂，或自登台代之。怪状劣迹，殆难悉数。有时为太后所闻，则重加鞭责。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。太后知之，大怒，不待罪魁之惩办，早有废立之意矣。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，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，俗呼“打水搬”者是也。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，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，乃骂曰：“宝座是咱所坐，尔敢阻挠耶？”太后闻之，心恶其粗鄙。及和议成，端王降庶人，编发新疆，大阿哥遂废。然太后犹怜悯之，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。
○荣禄与袁世凯 四则
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，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，为步军统领，旋犯嫌疑，褫职。未几，为西安将军，崇文门监督，洊升大学士，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。刚毅与同列，乃言：“外患可除，富强易致。”慈禧深信之。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，而心地尚明白，与端、刚等迥不相侔。当拳匪之乱，荣禄颇依违其间，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，俾和议可成，未始非其功也。当刚毅请攻使馆时，荣禄授董福祥、张怀芝等以意，使勿力攻，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，以智术全身，此其所长也。刚性傲狠，日督兵攻使馆，每午十二句钟往，互击枪数排而退，若符契然，刚粗莽勿察也。一日，酷热，战兵退，刚乘骑急遁。骑遁，坐草间，气喘欲绝。某司员道经，见而讶之。刚遽摇手曰：“勿道！勿道！”时乘骑奔逸，已数里矣，其呆如此。荣禄知之，亦勿劝也。及两宫驻西安，粤人某献石屏，绝新异，慈禧拟赏知县。荣禄持不可，曰：“惟名与器，勿可假人，矧官乎？今进石屏赏知县，倘更重于石屏者，朝廷将何以赏之？”遂反其献。荣禄之识，于此可见一斑矣。当拳乱盛时，端、庄二王屡矫旨，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，谓：“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。”鸿章欲入都，禄电江、鄂二督，嘱缓行，俟后命，盖知端、庄特欲害之也。又禄以谋阻废立，因与刘坤一、瞿鸿机、张百熙、魏光焘等益相亲，其能知人、持大体又如此，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，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，未可厚非也。
戊戌政变时，新旧胜负之枢纽，实操于荣禄之手，而拨其机捩者，则袁世凯也，然此中亦有天运焉。假使袁竟杀荣，除太后，满洲可以不亡，中国时局，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；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，重建共和亦未可知。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，则荣禄之人才，当然不致归于失败。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，乃天诱其衷也。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，踞天津要区，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，安能与之相抗？光绪帝自不明形势，轻听新进之狂言，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，岂非颠耶？事实上论之，固为袁奉密谕，驰往天津告荣禄，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，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。袁世凯何人，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？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，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，微闻其语，报与太后，特外面佯示镇定，以观其变耳。此非理想之词，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。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，即非康谋，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。特其后又深入一层，酝酿以成康谋，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。袁世凯早入彀中，幼稚之帝不知，乃以矛攻盾，安得而不失败？八月初五日，荣禄在天津督署中，方摄衣冠，拟出拜客。忽报袁世凯至，荣即知有非常举动，立命由密室接见，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？先是，八月初一日，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，时袁为直隶按察使，明系荣之僚属，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。召见时突问：“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，能矢忠于朕否？”此问可谓奇特，袁岂肯答以“臣不能矢忠于陛下”乎？袁曰：“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忱。”云云。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，确系可信，乃下谕云：“现在练兵紧要，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，著开缺以侍郎候补，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，著随时具奏。当此时局艰难，修明武备，实为第一要务。袁世凯当勉益加勉，切实讲求训练，俾成劲旅，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。”此谕注重练兵，明明道着意旨所在，以太后之精明老练，岂有不知？相传当袁被召，退下仁寿殿时，太后即召入，详询帝召对时语。太后谓袁曰：“整顿陆军，本是应办之事。此谕甚为通达，但皇帝行之，太觉勿忙。予疑其别有深意，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，再请予之训令可也。”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，于幼稚皇帝之阴谋，明若观火。袁世凯何人，乃肯自寻死路耶？袁退，太后即命人请帝至，谓之曰：“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，诋毁太后，乃大不法。”命帝即拿办。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，谓帝近日对己，愈觉改变，于孝道有亏。帝唯唯听命，且陈自愿改悔。太后之于康谋，不啻已明言之。且帝自顾，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，而乃欲雄飞突举，宁非弄巧反拙之事？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，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。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，交吏部议处。太后之作用，可谓十分周密。自是即调荣禄入京，而以裕禄代之，皆太后死党也。荣禄直至临终，常自呼为康党，以为戏谑。太后亦戏之曰：“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？彼实奸臣，负尔好意，竟致反噬。”荣禄亦失笑。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，成败之数，宁待事后论定哉！
政变后，荣禄入都，授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，节制北洋军队，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。此等重权，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。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，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。是时，荣禄颇恶新党，钩治极酷，乃反动之力使然。一日，或言于荣，康党在外造清议，专骂中堂。荣笑曰：“彼等既逋亡海外，何事不可为，即微清议，吾亦知其骂我。”其后拳乱之始，即语人曰：“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，一至如此，得毋为康党庆幸乎？”然端、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。设非太后信任，早为所倾轧矣。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，其言绝公允，略谓：
荣之为人，据中国士夫之见，实能尽人臣之职分，且颇有大臣风度，通达治理，可任大事。当拳匪乱时，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，此实康党之谣言。当时无为之辨白者，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，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。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，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，免铸大错，不可为无功。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，有治世之能，而又赤心报国者，仅曾国藩一人。自此以往，则不得不推荣禄。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，倒行逆施，既暴且弱之时，荣禄之先见及勇毅，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。由其柄国之日，以至辞世之年（１９０３），吾等观其所为，实乃慈禧最忠之臣，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。而慈禧之能知人，亦藉以见也。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，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，漫允端、刚诸人之请，侵夺荣之职权，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。然太后以一时蒙懂，铸此大错，其后仍听荣禄之言，以拘救危局。当国事大败之日，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，太后此时所倚恃者，惟荣禄一人。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，不怀贰心。太后初虽未信其言，至后乃服其先见，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，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，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。其言行可法，无论中外之人，皆当一致。以前所待遇之感情，尚嫌过薄，不足称其功也。当两宫西巡时，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；回銮后，使馆中人颇冷视之。彼不知外间之误会，甚以为怒，曾语其近亲曰：“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，余毫不悔恨。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，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。”有人曾记载其言曰：“吾庚子年之所为，非出于爱西人之故，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。”言虽如此，然其所为，既大有益于西人，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。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，荣禄主严办，谓非如此，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。于是谭嗣同等六人，遂由刑部审问，荣禄亦承审。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，审问极详。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，凡其党之所谋，皆详载无遗。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。彼等将谋害太后，已无疑义，群主速办。盖当时满、汉意见极深，若不速办，则其事愈引愈坏也。太后准军机之请，遂斩六人于市。彼等从容就死，观者甚众。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，皆攻讦太后之语。又有杨锐一摺，参太后罪恶数端，并及太后私事，罗列多人，荣禄亦与焉，余皆显要之人。摺后有帝朱批。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，以为嘲笑。太后见帝朱批，知帝参预隐谋，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。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，其事亦可异也。杀六人之旨，乃太后亲笔，荣禄助之，但其名仍出于皇帝。此谕以朱笔书之，以示重要，谕云：
近因时事多艰，朝廷孜孜图治，力求变法自强。凡所设施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。朕忧勤宵旰，每切兢兢，乃不意主事康有为，首倡邪说，惑世诬民，而宵小之徒，群相附和，乘变法之际，隐行其乱法之谋，包藏祸心，潜图不轨。前日竟有纠约乱党，谋围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，陷害朕躬之事。幸经觉察，立破奸谋。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，言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，其悖逆情形，实堪发指。朕恭奉慈闱，力崇孝治，此中外臣民所共知。康有为学术乖僻，其平日著述，无非离经畔道、非圣无法之言。前因讲求时务，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，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，乃竟逗遛辇下，构煽阴谋。若非赖祖宗默佑，洞烛几先，其事何堪设想！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，现已在逃。著各省督抚，一体严拿惩办。康有为之弟康广仁，及御史杨深秀，军机章京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，实与康有为结党，隐图煽惑。杨锐等每于召见时，欺蒙狂悖，密保匪人，实属同恶相济，罪大恶极。前经将各该犯革职，拿交刑部讯究。旋有人奏：若稽时日，恐有中变。朕熟思审处，该犯等情节较重，难逃法网。倘语多牵涉，恐致株累，是以未俟覆奏，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。此事为非常之变，附和奸党，均已明正典刑。康有为首创逆谋，罪恶贯盈，谅亦难逃显戮。现在罪案已定，允宜宣示天下，俾众咸知。我朝以礼教立国，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，人神所共愤，即为覆载所不容。鹰之逐，人有同心。至被其诱惑，甘心附从者，党类尚繁，朝廷亦皆察悉。朕心存宽大，业经明降谕旨，概不深究株连。嗣后大小臣工，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，力扶名教，共济时艰，所有一切自强新政，胥关国计民生，不特已有者，亟应实力举行。即尚未兴办者，亦当次第推广，于以挽回积习，渐臻上理，朕实有厚望焉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此谕实后党所拟，而名义则由帝出者。太后既惩办新党后，拟行幸天津，视察租界情形，兼事游览。荣禄力谏，言党事初定，不宜轻动，恐有危险。太后允之，下谕收回前旨，并颁赏于北洋军队。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，训练颇勤也。荣禄入京后，直督以裕禄补授。其人极顽固，太后甚信任之。昏庸乖戾，不明事理。其后天津拳匪之乱，实所酿成，其去荣禄甚远矣。西人之论如此，尚不失荣禄之实际。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。
袁世凯既背帝求荣，帝一生之命运，即由于彼之掌中。故帝崩时，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。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，己为摄政王，复仇之权大足施展。于是立罢袁世凯职，以足疾令其家居，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。不三年，革命军起，仍起袁为内阁总理。于是得乘时际运，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。又至妄希非分，背叛共和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，然卒以是身死名裂。迹袁之一生，盛蓄野心，而手术足以济之。其深谋积虑，宠辱不惊之态度，实师荣禄，而野心勃勃，则又过之。予别撰《袁氏外纪》及《洪宪小史》二书详之。